《马伯乐》是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故事主人公马伯乐出生于青岛一个富裕的洋教徒家庭，长期依赖父亲资本度日，作为“五四”后成长的新青年缺乏谋生能力，首次逃家求学失败后忍受家人鄙视，转而通过向穷友炫富获取精神胜利。“卢沟桥事件”爆发后逃至上海蜗居陋室，吃着蛋炒饭却自我麻痹为"饥饿训练"，言行矛盾地模仿乞丐生存状态。作品通过马伯乐从青岛到上海再逃往汉口的流亡轨迹，刻画抗战初期国统区投降主义者群体形象，揭示战时中国"庄严与荒淫并存"的社会现实。全书采用辛辣讽刺手法，突显纪实性与白描化特征，通过逃难场景的对比，辛辣揭示人物虚伪性格内核。

《马伯乐》蕴含着作家对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期冀和追求；流露的是作家希望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满腔热忱；寄托的是作家想要提高民族精神素质的深刻思考，而这个主旨在作品中是展开在纵横两条线索上的。

作品主旨的纵向体现：作家有意识地选择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生存环境——青岛。这是一个曾经一度遭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程度颇深的城市。可以说，它既是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又是作品主人公隆重上演的“舞台”。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0年萧红写作《马伯乐》，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也是中华民族受尽屈辱和奴役，民族精神遭遇空前侵蚀的一百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失败主义情绪滞留在民族意识中，而其中“媚洋”和“恐洋”这个“疑难杂症”带给人们的精神躯体的危害则更大。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肆意掠夺和涂炭生灵，如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强盗行径，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做出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

马伯乐第一代：马伯乐之父——他的观念里带有明显的洋奴特征。在他看来“凡是外国的什么都好，外国的小孩子是胖的，外国的女人是能干的，外国的玻璃杯很结实，外国的毛织品有多好。”甚至更无耻地扬言：“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为咱们好。”外国的经济侵略是为了“咱们中国方便。”这不能不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文化环境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留下的崇洋恐洋的“恶瘤”。同时，这个人还将基督教作为自己吝音、自私、残酷的幌子，实在是极其虚伪和荒谬的。因此，他所代表的一代人可以说是在帝国主义军事、文化侵略之下，丧失国格、人格，对外奴颜脾膝，对内恃强凌弱的“叭儿狗”、“看眼兽”。是崇洋、恐洋症的一个活“标本”。

马伯乐第二代：马伯乐，他不但继承了其父辈的自私、吝啬、残忍的恶劣品性，而且更主要是继承了崇洋、恐洋的精神弱点。比如，他要么妄自菲薄地散布“中国人非得外国人治不可”，“日本人打中国，中国一定打不赢”的洋奴言论，要么就是张口闭口的“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第三代：马伯乐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卫的品性简直就是马伯乐的临摹和再版。老二约瑟似乎很有些“ 阳刚之气”，叛逆的他是马家上下众望所归的“英雄”，是中国未来的“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因此家人对他赞许有加：“中国的小孩，若都像约瑟似的，中国亡不了，管你是谁呢，一律打过去”。然而，这个让马家上下为之“骄傲”、“自豪”的“英雄”，在外人的眼中却与“强盗”、“土匪”、“流氓”、“无赖”无异。可见，马家第三代的价值取向就是： 要么像大卫那样继续做奴隶，任人宰割，要么像约瑟那样做“强盗“奴役别人。

战争的强力震落了长期以来蒙盖在民族精神躯体上的厚重灰尘，使它本身的脉络和刺目缺陷得到彰显。在该作品中，可以看到，百年来屈辱的历史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理的积淀。在新的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候，那个只知道养尊处优的寄生虫、窝囊废，以及天生的软骨病的马伯乐，其崇“洋”又拒“洋”、媚“洋”又恐“洋”的尴尬与矛盾心理，实际上透射出的是国人更多的愚昧、更大的怯懦和更深的无奈。因此，该作品的纵向线索暗示的就是：中华民族目前所要做的，就是痛下决心，摘除民族精神躯体上的“恶瘤”、“肿块”，医治百年磨难带给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损伤。

在萧红的笔下，在战火中艰难喘息、历经磨难的中国就像一个患了重病的老人和一个遭遇了强暴的女子一样，毫无抵抗力和支撑力。更别说拥有抗暴力和自救力了。

是的，人们通常会用“八年抗战”来言说一个民族抗击外敌的顽强和坚韧。然而，人们却很少去思量这样的问题：一个偌大的民族为什么要用整整漫长的八年才击退一个小小的异族入侵。

总之，从以上纵横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作者萧红的确在该作品中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作品同时也凝结着在战火中奔走的女作家对现实、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显示出萧红注目于健全的、理想的人格的确立；注目于民族精神振兴的宏伟工程。萧红借助《马伯乐》反映出一个世纪的沧桑和磨难带给人们精神躯体上的累累伤痛。从这个角度讲，“马伯乐”是一个继阿Q之后抗战时期的“愚弱”国民的代表。正因为其“愚弱”，所以萧红才用严峻审视的态度，犀利、不留情面的讽刺来对待他。